黄派/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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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派（Huang School）指由黄现璠的学生、助手、私淑弟子形成的以研究壮族历史、人物、文艺、考古和教育为对象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或流派。“黄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以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为主，成员大多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除此之外，还有广西博物馆、柳州博物馆、桂林市博物馆、广西民族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的教授或研究员，可谓涉及面广，影响广泛。“黄派”作为“八桂学派”的开拓支派，它的的形成，即标志着“八桂学派”的形成。

成员简介

宗师

黄现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原名甘锦英，壮族，祖籍广西扶绥县。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在学9年，后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1937年归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为我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曾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从而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1979年，右派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后，相继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黄门十八贤

• 黄增庆（1918～1995），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资深研究员，为解放前黄现璠任教于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史地系时悉心培养的得意学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广西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考古成果。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鉴于全国基本建设日益蓬勃展开，规模宏大，埋藏在地下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存，日益大量涌现，亟待保护。而旧中国留下来的文物、考古、博物馆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共同感到急须培训和建立一支具有高度革命觉悟，又能快速掌握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干部队伍，于是决定由文化部向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抽调已在文物或文化机关任职的中青年干部．集中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学大楼，由考古研究所主持，聘请著名学者讲授《中国考古学》系统理论和专项课程。随后开赴河南郑州二里岗和洛阳烧沟，讲授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技术课程，并就地进行实习发掘二里屯殷商文化遗址和烧沟战国至汉代的基群。结业后返回各自文物机关和博物馆，从事条件简陋、任务繁重的文物调查征集和保护整理工作。绝大多数同志为此作出了毕生的贡献。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自1952年起，至l955年止．共办四届。连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参加实习的研究生和应届本科毕业生，约计303人，分布在全国除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并有同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这就是海内文物、考古和博物馆界同仁所赞许的新中国文博界的‘黄浦四期’同学和同志。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即今国家文物局)于I985年l2月，为这批同志和同期的文物机关和博物馆干部，授予“从事文博事业三十年纪念章”和证书，对于他们为新中国文物、考古和博物馆事业所作出的卓越的贡献，给予肯定。”而在“这批为新中国文博事业奋斗终身，为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各省市几百所博物馆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绩的、已经闻名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当中即有广西博物馆老一辈考古学家方一中（1952年第一届学员）、黄增庆（I954年第三届学员，壮族）、巫惠民（I955年第四届学员）、何乃汉（I955年第四届学员）等人，他们当中尤以“黄派”首贤黄增庆研究员的贡献突出，因而世称他为“广西第一位考古研究员”。黄增庆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发表考古学术报告的第1人。“1955年2、3月，广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贵县（壮族聚居地）中学高中部发现一座汉代木椁墓，在墓坑内左边与铜壶、釜、盒、博山炉，陶坛、长颈瓶一起有一面铜鼓。鼓面完整，鼓身已残。这是广西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掘到铜鼓，意义非同寻常。”黄增庆同年即撰写了《广西贵县发现宋代砖墓》（载《考古通讯》第五期，1955年9月）一文，初步报道了这座墓的大致情况“1955年《文物参考资料》第7期发表谭毅然的报道《广西贵县古墓中发现铜鼓》，公布了鼓面拓本。接着黄增庆在《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发表《广西贵县汉木椁墓清理简报》，详细报道这座墓的情况，也公布了铜鼓鼓面拓本。”继而，黄增庆又陆续发表了《谈桂西壮族自治州古代崖壁画及其年代问题》（载《广西日报》1957年3月9日）、《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情况》（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6日）、《广西明江、江两岸的古代壁画》（载《文物参考资料》第四期，1957年）、《从出土文物来看广西壮族的古代社会》（载《广西日报》1962年6月20日）、《广西出土铜鼓初探》（载《考古》第11期，1964年）、《桂林发现南齐墓》（黄增庆、周安民，载《考古》1964年第6期）等等，从而成为壮族考古和壮族古代壁画研究的先驱。可说从考古学上最早论述壮族文化的学者，当属“黄门”弟子黄增庆。他于1964年发表的《广西出土铜鼓初探》（载同年《考古》第11期），“将广西铜鼓区分为4大类型，分属两个系统：一个以云雷纹发展到虫鸟花纹为主；一个以鹭纹、羽人纹发展到游旗纹、十二生肖纹为主。第一类型雷纹鼓，铸造和使用年代上限至战国时代，下到汉代中叶甚至东汉末期；第二类型飞鹭纹、羽人纹铜鼓，铸造和流行年代早到西汉，晚到隋唐；第三类型雷纹、席纹鼓，上限到汉末，下限到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第四类型游旗纹、十二生肖纹鼓，早到隋唐时代，五代、宋是盛行时期，下限到清代晚年。指出两个系统分布地区不同，可能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部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广西铜鼓类型区分研究的第1篇论文，开拓性意义深远。

• 张一民、粟冠昌，壮族，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教授，为解放前黄现璠教授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时的学生以及领导“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时的助手，属“八桂学派”第一代主将，尤以粟冠昌教授对广西土司制度的研究名高于世。改革开放后，他们长期在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壮族史”和“方志学”，为促进壮学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8年出版的中华民族史上第一部《壮族通史》，便是“黄派”成员黄现璠、张一民、黄增庆合作共同完成的。“黄门”后起之秀龚永辉教授即为张一民、粟冠昌教授的学生。

• 欧阳若修：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1954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比同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黄门”老将周作秋、黄绍清教授（皆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早几届。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受教于黄现璠，但皆自认为是黄现璠教授的私淑弟子，属“黄门”弟子之一。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等教授对壮学研究的开拓性贡献，表现在他们对壮族文学史研究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完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委托的《壮族文学史》编撰任务，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从区直属文化单位和广西师范学院（1983年更名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抽调十几人组建了“广西壮族文学史编辑室”，加上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五十多名师生组成壮族文学调查队，深入广西壮族地区三十二个县、市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搜集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室于1959年4月完成了《广西壮族文学》初稿的编写任务。此后，由于工作关系编辑室被撤消，《广西壮族文学》的修改和定稿工作，全部由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担负，负责人为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为骨干。1961年7月以广西壮族文学史编辑室和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双重名义推出了《广西壮族文学》（初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7月）一书，取得了有关壮族文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同时，自始至终参加《广西壮族文学》编写工作的中文系青年教师周作秋率先于1958年秋季在师院开设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课，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他是将壮学研究课题列为大学教育课程的第一位学者。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2006年更名为文学院）再次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委托，负责《壮族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具体工作由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曾庆全等教授负责。他们经过多年的资料收集、整理、研究和撰写，于1986年完成了近百万字的《壮族文学史》（3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本书相继获得广西首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广西首届振兴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中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著作奖及全国高校第二届优秀教材特等奖，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又为促进壮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等教授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委托，负责《壮族文学发展史》的编写任务，经过近20年的努力，2007年9月，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覃德清等教授完成了《壮族文学发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一书。另外，欧阳若修教授60年代初以来三度受命负责撰著壮族文学史，先后5次被推上全国性学术讲坛，发表论文50余篇；还著有《中国歇后语大辞典》、论文集《情结·文心》、《蕉窗诗稿》(旧体)、《蕉窗细雨) (新诗〉等专著和作品；主编《诸子百家名言大观》、《中国婚俗集锦》、《外国婚俗集锦》等。黄派新一代主将覃德清教授即为欧阳若修于80年代指导的研究生。

• 周作秋，壮族，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导师。他除与欧阳若修等教授合作编写了《壮族文学史》、《壮族文学发展史》外，还编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周民震 韦其麟 莎红研究合集》（漓江出版社，1984年11月）等书，对当代壮族文学家周民震、韦其麟、莎红深有研究。他对壮学发展的革命性贡献，在于1958年秋季便在广西师院开设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课，成为将壮学研究课题列为大学教育课程的第一位学者。

• 黄绍清，壮族，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导师、广西民族文学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第三届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理事等。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朗诵诗选萃》、《壮族文学古籍举要》、《桂林风光的明珠漓江》（合作）、《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述要》、《从争鸣中兴起的宋代词论》，电视剧剧本《丰姿多彩的广西民族风情》（已录制播出）等。所著《新诗歌卷》、《中国诗歌写作史》分别获广西省第二、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壮族当代文学引论》获中国第二届少数民族图书奖三等奖、广西区教委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全国第二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同时，还与周作秋、 姚代亮、 刘泰隆等人合作编选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刘三姐》专集），全面介绍了关于壮族歌仙刘三姐研究的成果；参与撰写了《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

• 黎国轴，壮族，解放初期黄现璠教授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时的学生，沏河他池职业学院资深教授，他于壮学研究上的重点为壮族革命人物，成果丰硕。

• 萧泽昌，曾任柳州博物馆馆长兼研究员，为解放前黄现璠教授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时的学生。他于1957年在《广西妇女》上发表的《刘三姐》一文，属最早研究壮族歌仙刘三姐的作品，从而成为刘三姐研究的先驱。

• 周宗贤、李干芬，壮族，两人长期担任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为黄现璠的私淑弟子和学生，从事民族学和壮学研究30余年，硕果累累。作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周宗贤、李干芬在八桂学派不断壮大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他们于1962年1月8日在《南宁晚报》发表的《壮族的古代画——花山壁画》一文，当为对壮族古代花山壁画进行研究的早期代表作。

• 黄伟城，壮族，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教授，作为黄现璠教授的嫡传弟子，在传播黄现璠的民族思想方面贡献良多。正如黄伟城的学生、“覃派”主将覃乃昌所言：“我在广西民院读书时的老师黄伟城上课时常讲的那些‘民族平等思想’，皆自称深受老师黄现璠的影响。事实同样如此。作为黄现璠的学生的学生，我们同样深受启发。”由此可见“黄派”与广西民族研究所和“覃派”的历史渊源颇深。

• 何龙群，女，壮族，为黄现璠、粟冠昌等教授任教于广西师范学院时的学生。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校长。何龙群教授对壮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她开创了壮族教育史研究的新纪元。1994年，她与李彦福教授合撰《壮族教育史略论》（载《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即开启了对壮族教育史系统研究的先河。1998年，她编著的《壮族教育史》，成为壮族教育史系统研究的集大成。作者于书中没有就教育论教育，而是从社会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影响以及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又起反作用的角度来考察壮族教育，将其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中来进行研究，从而使得《壮族教育史》一书具有了深度。作者进而主张：在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现实情况下，想要壮族教育的发展一步到位并不现实。但是，要振兴壮族地区的经济就必须下大力气发展教育，从大力培养人才做起。何龙群的这种民族教育思想与她的老师黄现璠早年倡议建制“壮族大学”以及晚年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的支持下创办“漓江业余大学”所体现出的民族教育思想几乎一脉相通，不谋而合。除此之外，何龙群还参与了黄桂秋主编的《壮族麽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一书的内容撰写，同样对壮族麽文化深有研究。

• 玉时阶、龚永辉，壮族，分别于70年代末（78级）和80年代初（81级）就读于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为黄现璠、张一民、粟冠昌教授的学生。玉时阶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兼瑶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他虽以研究瑶学为主，但同样不乏壮学研究的成果。他相继发表的《古代壮族的服饰制作》（载《古代壮族的服饰制作》，《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壮族民间服饰工艺及其传承》（载《民族艺术》1995年第4期），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作。龚永辉教授的研究重点为民族理论和政策，成果突出。玉时阶、龚永辉教授现皆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

• 覃德清，壮族，为欧阳若修于1986年指导的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华南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壮学研究所所长。他与黄现璠虽然没有师生关系，但自认为出于广西师范大学黄现璠、欧阳若修的壮学研究一路，名列黄派理所当然。覃德清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壮侗民族口传文化遗产、审美人类学、族群关系、民族认同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教学、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致力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华南族群文化、壮族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建设方面的调查研究及规律性探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曾在北京、南京、广州、台湾等地有关学术机构主办的《文学评论》、《民间文学论坛》、《民族文学研究》、《东南文化》、《东方丛刊》、《中国文化月刊》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推出专著多部。

• 周作明，原广西师范大学教授，2004年调福建任武夷学院旅游系教授，为黄现璠、粟冠昌任教于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时的学生，又曾任黄现璠的助手。

• 何英德，壮族，现任桂林市博物馆副馆长兼研究员，曾任黄现璠的助手。

特点

多民族团结

• “黄派”属一个民族团结的支派的支派。黄派成员中既有壮族学者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黎国轴、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覃树冠、周作秋、黄绍清、黄伟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又有汉族学者（欧阳若修、萧泽昌、周作明。

草根学者

• “黄派”成员绝大多数终身生活和工作在广西（除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周作明教授于2004年调往福建任武夷学院旅游系主任兼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外），大多为名符其实的“草根学者”，可说共同为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教和学术事业以及促进“壮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壮学

• “黄派”绝大多数成员后半生的学术研究重心，大多为民族学和“壮学”。

弟子众多

• “黄派”成员大多长期在广西各高等院校执教，弟子满门。例如广西当代民族学界后起之秀何龙群、龚永辉教授、玉时阶教授等人，既为“黄派”成员黄现璠、张一民、粟冠昌教授的学生，同时又任硕士生导师，学生满园；“黄派”老将黄伟城的学生覃乃昌，现任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兼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弟子不乏；“黄派”老帅欧阳若修的学生覃德清，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兼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带头人，门人弟子遍及八桂，从而又反映出“黄派”后继有人、薪尽火传的特点。

传统

“黄派”具有的这些特点又衍生出了“黄派”的若干学术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的“民族平等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

由于“八桂学派”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派成员自然大多受到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从他们各自的论著中显而易见：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思想是“黄派”成员共同信奉的真理，因而反对大民族主义、主张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肯定“多元文化主义”，为“黄派”旗帜鲜明的思想、观点和立场。黄派立足于这种思想观点和立场上展开的“壮学”研究，排除了传统封建意识的大民族主义中心思想的干扰，实现了建国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推行的“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政策和方针在现实民族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最初转化。这种转化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而建国后最早站在少数民族立场上对壮族展开全面系统论述的黄现璠著《广西僮族简史》（1957年）一书，正是这种最初转化的代表性标志，它充分体现出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黄派”民族平等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实践，由此造就了“黄派”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始终若一主张“民族平等思想”的学术传统。

科学化的民族思维

黄现璠于论著中反复重申：评价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要勇敢地破除正统的历史观和大民族主义观点，把历史上各个民族置于平等的地位来看待，我们才能得出比较公正的结论。”在这里，黄现璠从中得出的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思索”，而是尝试借助于论述壮族历史和人物时所汇集而来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等零散的素材，重新建立一种科学化的思维体系——壮人看待民族和世界的哲学观念，以解脱中国民族学长期背负着20世纪上半期那些偏见构成的沉重包袱，让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民族学研究“轻装上阵”。换言之，这种观念便是壮人重新认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观念。它亦即黄现璠所说的“文明精神”和“科学态度”。可见黄现璠是一位在自己的时代唤醒壮人使命观的启蒙智者。靠了“黄派”草根学者们科学化的民族思维以及开创性民族研究成果和第一线的实践工作，20世纪“多元观”与“一元观”的分庭抗礼明争暗斗终以当今前者的大占上风而告一段落；靠了他们的思想启蒙和深入基层的工作，人们保存住了对那些正在销声匿迹的民族群体的记忆，拥有了对那些正在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珍惜情操以及对那些回归自我本真的自然合谐生活方式及其精神文明的憧憬，洗耳恭听到了那些已经不在人世或仍然在世的民歌手们吟唱的原生态天籁之声，还有那充满历史韵味的铜鼓声回响。

振兴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

中华民族的振兴不是单一民族的振兴，而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这是“黄派”成员共有的民族自觉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民族文教事业和学术实践中，便是“黄派”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草根学者”，他们长期扎根生活和工作在八桂地区，为八桂民族文教事业和学术事业做出了毕生的贡献。可说没有这种长年累月立足于民族地区为振兴广西各民族的自觉意识传统，便不可能出现 “黄派”这一学术群体。这种民族自觉意识还意味着“黄派”的草根学者们发现了“自我”，进而为一门新学问或新学科确立了一个历史“起点”，为传统的“文明”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为一种民族精神升华创造了无限的历史“机遇”。而任何“发现自我”的民族意识和思维，无疑为构筑本土化民族学理论提供了最高智慧的思想启迪，显然超越了那些沉迷和醉心于不断引进和喜言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又顶礼膜拜的思想观念体系。正是这些“草根学者”具有这种振兴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传统，从而促进了以壮族学者为主体而由壮、汉学者结合形成的充满民族团结气氛的“黄派”的不断壮大发展和“壮学”的逐步兴盛。

本土化综合研究方法

“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绝大多数为壮族人，他们皆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大都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从事教育和民族科研工作，因而他们拥有的学问整体研究水平非同凡响。特别是“黄派”导师黄现璠，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九年，又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留学数年，学贯中西，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和古文字学造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说过：“每个人类学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历史学家。”由于人类学与民族学于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因而这句话对黄现璠而言再恰当不过。同时，笔者认为：一位优秀的民族学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民族语言水平在精通壮语的“黄派”众多草根学者中更是不在话下。这一切皆为“黄派”善于将“史志结合”（历史文献与民族志田野调查资料的结合）、“文史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的结合）、“文史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神话史诗结合）、“语史结合”（壮语与历史文献的结合）等等多重研究方法运用于壮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为“黄派”勇于突破传统大民族中心主义史观的蕃篱，克服借用西方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时难免存在的一些偏见弊端，大胆地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壮族的历史文化有机地进行“本土化”结合提供了去伪存真的科学认识基础。以致在“黄派”长年累月的民族研究和调查实践工作中，逐步模索出了一套适合壮学发展的科学化综合研究方法，这就是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思想、壮族固有的历史、文化、语言与汉文古籍融会贯通，注重运用民族志和田野调查资料、考古学的文物史料、本民族固有的壮语和古壮字以及历史文献等综合研究手段，结合现代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心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性研究。这种“本土化综合研究方法”，既克服了西方传统人类学或民族学通常只注重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而不运用历史文献的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弊端，同时还克服和解决了中国传统民族学研究大多站在大民族中心主义同化立场而出现的“一边倒”史观及其论述以及过于偏重历史文献与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而忽视考古新成果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等方法上难免的局限和缺限。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黄派”成员逐步模索出的这套与众不同的科学化“本土化综合研究方法”，从而使得当代“壮学”以崭新的面目逐步走向了世界。

勇于开拓创新

正是由于“黄派”成员对国内外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以致在他们的壮学研究成果中，大多突显出富有开拓创新价值的特色。这从上述的“黄派”宗师黄现璠对壮族历史、文化、人物开拓性的研究；“黄派”老帅黄增庆对壮族考古开拓性的研究；“黄派”老帅粟冠昌对壮族土司的创新研究；“黄派”老将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对壮族文学史的开拓性研究；“黄派”新一代主将何龙群对壮族教育史的开拓性研究等等成果中可见一斑。正是“黄派”具有的这一学术传统，从而造就了它作为“八桂学派”第一代支派的开拓性学术成就。任何新学问的建设，从来都是以拒绝旧思维旧观念开始的。“黄派”对壮学这门新学问的开拓性建设，同样没有例外。

重视对外交流

“黄派”成员十分重视对外交流。早在1962年，“黄派”宗师黄现璠即开始与越南河内师范大学历史教授陈文甲通过书信展开了“侬智高国籍和起兵性质”等问题的讨论，陈文甲教授还寄给了黄现璠教授不少越南方面的史料，以证明黄现璠教授主张的侬智高是中国人而非越南人以及侬智高起兵正义性的观点正确性。当时的《桂林日报》记者针对这两位中越学者的学术交往曾以《珍贵的友谊》为题进行了报道。稍后，陈文甲教授又到广西各地参观访问，专程到广西师范学院拜见黄现璠教授，讨论侬智高问题。1981年，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教授多次登门拜访黄现璠教授，虚心请教壮族神话、传统诗歌等方面的问题，黄现璠教授的热心授教解惑，无疑对马克教授后来成长为一位美国当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专家助了一臂之力。“黄派”新一代主将何龙群校长近年来领导展开的与国外大学的频繁学术交流。这一切皆反映出“黄派”成员十分重视对外交流的学术传统。

重视收集民间文物

早在1953年7月下旬，“八桂学派”导师黄现璠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时即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他领导的这一工作组深入到了桂西壮族自治区辖地的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5个县，先后访问调查了白裤瑶、背篓瑶、毛难族、苗族、红苗、壮族、水家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沿途收购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乐器（铜鼓）、农具等文物40多件，交给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保存。

重视田野调查

这一学术传统在“八桂学派”导师黄现璠于解放后多次组织和领导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晚年他依然老当益壮，“以八十岁的老迈之躯，拄着拐杖，领着他的学生和助手，到本区的百色、靖西、宁明等地，还到了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去进行综合考察并搜集资料。”至于“黄派”老帅张一民、粟冠昌带领学生频繁下乡进行的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周宗贤、李干芬多次参与的广西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调查；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覃德清为完成《壮族文学史》和《壮族文学发展史》的编撰任务多次带领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组成“壮族文学调查队”深入广西壮族地区三十多个县、市进行的大规模田野；黄增庆、萧泽昌、何英德频繁下乡进行的民族文物古迹调查；玉时阶带领学生深入广西各民族地区进行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俗调查，这一切皆充分反映出“黄派”具有重视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

重视密切合作

建国后，区内外各民族学者不同程度地积极投入到了壮学研究中，由此造就了“黄派”重视密切合作的传统。虽然“黄派”以不同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学术活动中心而展开共同的壮学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黄派成员各自为阵。派内成员之间遥相呼应，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密切合作，例如“黄派”宗师黄现璠拟定编著《壮族通史》提纲和完成部分内容撰写后，由于感到年事已高，个人撰著如此大著力不从心，便先后邀请了自已的学生黄增庆研究员和张一民教授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壮医药派”老帅班秀文及其助手撰写了“壮族医药”一节。由此扩大了“黄派”的影响，正如“壮医药派”主将们所言：“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著《壮族通史》（黄现璠等编著——笔者按），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至于“黄派”成员黄现璠与学生张一民、萧泽昌、黄伟城、何英德、周作明等教授相互之间的学术合作；“黄派”老帅张一民与黄增庆以及何英德之间的密切合作更是自不待言。“黄派”老将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则是一个汉壮学者密切合作的典型群体。他们多次合作完成了多项壮族文学史的编著工作。这一切皆表明重视壮学研究的密切合作，已经成为“黄派”的一个显著学术传统。正是由于“黄派”成员密切合作共同进行壮学研究的科研工作卓有成效，进而又强化了“黄派”成员之间亲密无间的民族团结，可说两者相辅相成。

上述黄派具有的特点和传统，事实上在二十世纪80、90年代后相继形成的“八桂学派”的支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中同样有着充分的体现。作为“八桂学派”的开拓性支派，黄派具有的这些学术传统同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八桂学派”的其他支派所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