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听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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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听霸权主义是一种针对聋人的歧视形式，也是聋人为协助与他人交流而采取的行动，汤姆·L·汉弗莱斯（Tom L. Humphries）在1975年的博士论文中创造了这个词，但直到哈兰·莱恩（Harlan Lane）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这个词才开始流行起来。汉弗莱斯最初将健听霸权主义应用于个人的态度和做法；而莱恩将这个词扩大到包括对聋人的压迫。

健听霸权主义的类型

禁止使用手语，就会出现语言健听霸权主义。如1880年米兰会议禁止学校使用手语。世界各地的许多学校都进行了这种禁止，有些学校还在继续这样做。在聋人教育和其他与聋人打交道的企业机构和团体中，也可能出现健听霸权主义。在这些情况下，这些组织中的教育者、管理者和专业人员的行为方式是为了支配或边缘化聋人社区。

无意识的健听霸权主义偏向于听人的正常，这限制了聋人的文化和自豪感，创造了一个聋人必须遵从听人的方式的环境。它极大地影响了聋人教育，使聋人避开手语，而选择以口语为基础的交流方式，更容易被听人接受。

此外，聋人还可以根据他们认为可接受的行为、语言的使用或社会联系，对自己社区的成员进行各种形式的歧视。杰尼·格茨（Genie Gertz）博士在她发表的论文中探讨了美国社会中这种健听霸权主义的例子。健听霸权主义也可能发生在聋人群体之间，一些选择不使用手语和不认同聋人文化的人认为自己比使用手语的人优越，或者聋人社区的成员认为自己比使用听力和口语交流的聋人优越。法兰克·P·亚当斯（Frank P. Adams）博士在他发表的论文中调查了作为螃蟹心理和隐性歧视态度的无意识的健听霸权主义的表现。

主动健听霸权主义是指一个人故意从事健听霸权主义的行为。这个人知道健听霸权主义的影响，但仍然从事这种行为，并持有审计主义的态度。被动的健听霸权主义是指一个人从事健听霸权主义行为，但却不了解聋人社区的价值观。被動的健听霸权主义不考虑他们的行为或者言语，对聋人个体，听人个体或使用手语的个体的影响。

本·巴汉（Ben Bahan）用两种形式来描述健听霸权主义：公开的健听霸权主义和隐藏的健听霸权主义。公开的健听霸权主义是用来定义聋人及其文化低于听人文化的一个术语。在医学领域，这种观念可以表现为把聋看成是需要修复的东西，但也可以应用于听力学、语言治疗、医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领域的实践。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机构本质上都在实行健听霸权主义，而是说它们是在还原健听霸权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形式说明了聋人被排斥在特定机构或实践之外。巴汉指出，电话、收音机或午餐钟等发明都可以被视为健听霸权主义，因为它们是基于声音的技术。

历史

聋人社区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健听霸权主义的原则和思想，但 “健听霸权主义”一词是聋人学者汤姆·汉弗莱斯（Tom Humphries）于1975年在其未发表的文章中首次提出的。汉弗莱斯最初对健听霸权主义的定义是，"一种认为一个人优越的观念是基于一个人的听觉能力或以一个听到的人的方式行事的能力"。此后，其他学者，如哈兰·莱恩在他的《仁慈的面具》（Mask of Benevolence）一书中，试图进一步扩展汉弗莱斯的定义，以包括不同层次的健听霸权主义：个人的、制度的、形而上学的和放任主义的。按照汉弗莱斯的定义，它只包含了个人健听霸权主义，其中包括聋人的笑话、仇恨犯罪和对聋人较低的课堂期望。

社会中存在着系统性或制度性的健听霸权主义，这一观点最初是在哈兰·莱恩的《仁慈的面具》中提出的，是大卫·T·韦尔曼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概念的延伸。它被H·迪尔森·鲍曼（H-Dirksen Bauman）在《健听霸权主义：探索压迫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扩展。理查德·埃克特（Richard Eckert）和艾米·罗利（Amy Rowley）在《健听霸权主义：一种以听觉为中心的特权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又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理论，机构健听霸权主义现在被描述为，“一种利用优势的结构体系，它关注并延续聋人社区的起源、语言和文化的从属地位”。

尽管学者们尽最大努力将健听霸权主义的所有方面纳入其中，但健听霸权主义仍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学者们注意到，使用声音的聋人比那些没有说话能力的聋人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利。为了试图量化这种关系，鲍曼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提出的语音中心主义概念 "言语的至高无上和对非言语交流形式的压制 "进行了延伸，并发展了一个术语，即形而上的健听霸权主义。形而上的健听霸权主义指的是语言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显著因素，然而，有了形而上的健听霸权主义，语言就与言语混为一谈，反过来，言语就与作为人类联系在一起了。

健听霸权主义的起源

健听霸权主义的苗头反映在早期文献资料的缺乏和对聋人及其语言的误解上。关于古代文明对待聋人的情况，可以提供的证据有限。然而，所提供的文献资料表明，人们对聋人作为社会功能的一部分存在抵触情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暗示，那些被贴上 "残疾 "标签的人将被处死，以造福社会其他成员。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无论是聋人还是听人，都缺乏识字能力，因此教育聋人的努力带来了复杂性。在新英格兰朝圣美国期间，任何与标准类别不同的变化都是妖法或巫术。

理查德 · 埃克尔特（Richard Eckert）创造了“放任健听霸权主义”这个词来表示现代社会的一种状态，即承认聋人社区成员的人性，但否认他们的独立性，例如通过小儿人工耳蜗植入。

教育体系中的健听霸权主义

听觉意识形态已经影响了聋人教育的课程设置。因为聋人占美国人口的1％  ，教师不太具备满足聋人或听障学生需求的能力。在美国，如果他们的家庭选择，他们可以通过《残障人士教育法》（IDEA）和《全民残障儿童教育法》（EAHCA）来更容易地参与主流公共教育。这些法案提供了加强聋人融入听觉社会的教育政策。一般来说，手语被手势英语取代，作为一种交流方式，聋人/听障学生被安排与听人学生在一起，希望这将促进语言发展。

诸如全国聋人协会(NAD)等机构继续与美国官员合作，以改善这些政策，声称这些教育实践是健听霸权主义的，并通过实施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从而创造了一种语言优于另一种语言。

法律体系中的健听霸权主义

在对失聪人士的审判中缺乏沟通的机会，导致了由于口译员和转写服务提供者的错误以及不合格的解释等因素造成的错误，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法官和陪审团成员的全面缺乏理解或误解。 这些因素也导致了一些刑事案件中的非法判决。 美国残疾人法案（ADA）要求通过合格的翻译给予聋人在法庭上平等的机会。 这项法律为译员许可制定了更严格的准则，旨在减少法庭上的错误数量。

相反，一名在挪威被判犯有强奸罪的聋人男子成功地提出上诉，要求缩短刑期，理由是他的失聪构成了减刑情节，减少了他犯罪的罪责程度。 法院的裁决激怒了挪威聋人社区，他们认为减刑背后的理由是恩惠，忽视了聋人的推理能力，从而无视聋人与其他听人挪威公民一样承担全部责任和接受相同刑罚的能力。

法律系统中的另一个健听霸权主义的例子，是发生在一个叫马格迪尔·桑切斯（Magdiel Sanchez）的人身上的事。 这名男子因拿着一根金属管子接近警察而在自家门前被警察枪杀，据他的邻居说，他用这根金属管子来交流和驱赶流浪狗。

根据CNN的新闻报道，马格迪尔·桑切斯的父亲（他没有打人）遭到殴打，当警察到达现场时，马格迪尔站在他的门廊上，开始带着金属管子向警察走去。克里斯托弗·巴恩斯（Christopher Barnes）警司和马修·林赛（Matthew Lindsey）警督大喊桑切斯放下管子。但是作为聋人，他听不到。桑切斯在现场的邻居们试图告诉警官因为马格迪尔耳聋而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虽然这可能不完全是健听霸权主义，但它确实表明，法律制度没有任何与聋人沟通的协议；如果一个人是聋人或听障，他们也没有某种方法来识别，比如对一个不回应语言要求的人打手势 “你是聋人吗？”。

聋人之间和针对聋人的家庭犯罪的调查率往往低于听人之间的家庭犯罪。一项研究表明，聋人妇女的受虐待率高于听人妇女，尽管这种差异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2004年得克萨斯州被监禁的聋人中，20%的人被判定为 "语言无能"，既不能理解他们所面临的指控，也不能有意义地参与他们的辩护，而另外30%的人被判定为 "裁决无能，在没有针对性的指导干预的情况下无法理解法律程序"。这些状态分别是任何语言都不流利或功能性文盲的结果。因此，这些聋人囚犯不可能获得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权。然而，所研究的所有聋人囚犯都被定罪和监禁，他们的宪法权利可能受到侵犯。值得注意的是，以手语为主的双语者，同时精通美国手语和英语的聋人，是最不可能属于这两类人的，因此最有可能获得正当法律程序。

语言学中的健听霸权主义

健听霸权主义可与语言霸权主义一词密切相关，或与通过语言为主流文化提供便利和管理的方式有关的意识形态。语言霸权主义强调口语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手语则是少数文化的一部分，并认为使用口语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使他们比使用手语的人更有优势。

在界定语言学的过程中，健听霸权主义是与语言霸权主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语言学术语是由基于声音的方法决定的，例如，口语中的线性概念没有认识到基于视觉—手感—动觉的语言的语法结构。此外，二十世纪早期的语言学家认定那些没有基于声音的语言的人不具备任何语言能力，而另一些人则将手语浪漫化或认为手语是原始的。然而，另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种说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聋人研究的进展和承认手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语言理论是否与手语有关一直存在争议。直到威廉·斯托科（William Stokoe）对这一论点提出质疑，并找到了将美国手语与语言学规则联系起来的结构性证据，美国手语才最终被承认为一种语言。然而，由于无法认识到视觉—情态语言的规则，以及对其起源于声音为基础的语言之外的误解，这些说法仍然受到一些立法者和教育者的质疑。

有关健听霸权主义的其他资源

关于健听霸权主义的个人描述已被记录在纪录片中，如《揭秘健听霸权主义》（Audism Unveiled），这部电影讨论了对聋人的压迫和他们个人与健听霸权主义的斗争。其他的描述可以通过学者的研究看到，比如彼得·豪塞，他的 TedTalk 说明了健听霸权主义对身份的危害。他的研究说明了缺乏对聋人文化的接触与聋人的自尊之间的联系。

争议

聋人社区的活动家声称，健听霸权主义者认为聋人是一种残疾，而不是一种文化差异，从而损害了聋人文化。一些聋人活动家称人工耳蜗是健听霸权主义的文化种族灭绝工具，正在消灭聋人社区。

在美国，多达95％的聋人儿童的父母是听人。

健听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倡导

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电话的发明者。 他是优生学的狂热支持者，发表了《论人类聋人品种的形成》(Memoir Upon the Formation of a Deaf Variety of the Human Race)一文，谴责聋人之间的通婚。 他支持口语运动，他的相关努力包括推动聋校取消手语，改用他自己的字母表“可见语言” ，并努力治愈耳聋。

霍勒斯·曼（Horace Mann）创立了康乃狄克州的第一所聋校，但其政策教育改革，推动了口语化的方法，如在聋儿教育中注重唇语和发音。

加里克·马勒里（Garrick Mallery）为史密森学会民族学部门研究印第安文化和手语。虽然他承认情态语言的有效性，但他认为，手语不如口语，因为它们不能被写下来。

也可以看看

• 聋人文化
• 语言习得
• 口语霸权主义

外部链接

• 维基词典中的词条「audism」
• deafness.about.co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有关健听霸权主义的其他信息